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岂能目中只有资源没有人?!
岂能目中只有资源没有人?!(地区均衡发展从来都是乌托邦) 童大焕—2010年8月17日星期二 对于首都北京的人口规模没有一次不突破北京市政府的控制目标,邓聿文先生2010年8月17日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控制北京人口需从改变非均衡发展战略着手》,认为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都市,98%的能源依赖外界供应。别的不说,仅人们不可或缺的水,对北京的发展就是一大制约。所以,要避免灾难性结果的出现,必须有前瞻性的对策。 作者虽然反对了一个主流观点,即不应该像一些人曾建议(其实也是大城市政府一直在采用的办法——笔者注)那样,政府采用行政的(如户籍管制——笔者注)、经济的(如提高生活成本等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手段,这种控制人口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的历史趋势是不相符的,而且事实上也办不到。 但是,作者的观点仍然停留在另一种主流也是落后观念的巢臼里不能自拔。作者认为,北京人口规划的屡屡被突破,是因为其多重功能中心定位集于一身,借助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将全国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因此,从北京来讲,必须准确定位其功能,不能什么都发展;从全国来说,必须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全面均衡发展战略转移。落实到北京,就是把首都的非中枢管理功能分散给周边其他城市,真正形成京津冀大城市带。这是解决北京人口爆炸问题的根本出路。 以为政府可以把人口、资源流动这些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统统纳入自己的规划调整范畴,“一切尽在掌握”,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政府职能的“致命的自负”,也是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缺乏敬畏和尊重的表现。自然、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变迁都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类在伟大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面前,充其量只是个渺小的过客,并不是哪个机构、哪个人画一个什么圈,它就能长什么个样儿。 以资源短缺论,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一座城市是靠自己的资源优势成功的。“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今后如果资源短缺的话,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资源输出国,而不是消费国。”(易富贤) 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往往发展停滞。于是有一个名词被大家记住了,叫“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通常指一些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有丰富的石油或煤矿,却非常落后,经济水平低,政治腐败。论“均衡发展”,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做到地区性的均衡发展的,惟一能做的是“人的均衡发展”,而人的均衡,也只是人的权利方面的自由与均衡发展,比如:平等的受教育和社保权利,自由迁徙权利的保障等等。 2010年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官方数据显示,十年来,西部12省市区先后建设了120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2.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在官方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拉大到了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坦陈,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欠发达的状况不可能在十年内得到解决。在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再经过100年(西部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完全同样的一笔钱,投入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效率之比可能是5:3:1(这只是个假设),而人均占用土地面积之比,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均衡发展”的结果,可能是生态环境破坏得更厉害,而发展效率更低。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假设中小城市8个人应聘1个职位,大城市80个人应聘10个职位,比例都是8:1,但是对于个人和企业,机会都增加了10倍。 这就是城市的魅力:人均占用和破坏的资源大大减少,效率和自由度大大提高!由此可知,我们把目光盯在“资源有限”,而不是“人的自由和创造无限”上面,是多么的短视,多么的不尊重人性和人权。(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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