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天道也可安慰人心

叶匡政：天道也可安慰人心    汶川强震，九州同恸。政府设破全国哀悼日，既体贴民情，也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尊敬。儒家文化器重丧葬甚于摄生，死得其葬，祭得其礼，自古被国人视为生命美满的一局部。      大灾害不仅考验政府，也在考验民众。地壳的一次活动，便让数万人遭受生死灾难，数十万人禁受血泪之痛。我想，可能还有数千万的心灵等待抚慰。劫难于人类如影随行，苦痛于人生也常伴左右，一夜之间很多人发明，物资世界并不能成为人生的全体寄托。人只有在灾害与苦痛中，才干体会到信仰的气力。佛教的循环涅槃，基督的上帝天堂，此刻兴许能给痛失亲人者最好的安慰。      中国不像基督、伊斯兰这样宗教基本。二千多年来，传统中国人大多依附儒家的“天道”思维安置他们的心灵。你只有懂得儒家，才能懂得咱们的文化中，原来就有一种相似宗教的力气，贯串于传统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它使人即便在挫折中，也能领会到人生价值，时时能够抚慰你的心灵。中西价值观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天”在俗世之外，而中国人以为在日常伦用中就存有“天道”。      中国文明源于农耕，天、地、雨水人力无奈转变，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独特的天道观。这种天道观强调的是适应天然与天人感应。在周公之前，天道的变更，只用来阐明人事的吉凶祸福，与人的作为并无关联。比方《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就是这个意思。然而频频呈现的天灾人祸，让先民们觉得天道无常，由此发生对生命价值的怀疑。      从周公然始，出现了“以德配天”的学说，对登峰造极的天道作了某些修改与改革。周公信任，存在一个有意志的“天道”在关照人间的所有，并通过对人事的善恶断定，来决议它的运行。周公天道观的起点虽是“天道”，但落脚点却为“人事”。假如君王修德慎罚、爱岗敬业、以德配地利，就能安享天道、永享太平。      周公认为天道不仅对一切氏族是开放的，对一切人也是开放的，并不仅仅眷顾君王，所以一般民众也应涵养自己的德行。在酗酒成风的殷商故地，他颁过一道禁酒令，其中就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会导致“天降威”。周公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认为上天不会固订婚近哪一个人，只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这句话，道出了古代天道观的中心。      自此，再产生大的天下大乱，民众就不像以前那么胆怯了，往往会从本身或君王处去寻找起因。天道固然无常，但天道在某种水平上又是可控的。《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道代表的还是“民心”。这种观点，往往鼓励君王推行善政，另外也限度、警示了无道的君王。《诗经》中说：“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孔子时期，对天道的信奉危机已经涌现。所以孔子并不从天道来说人事，反而是从人事的躬行中去体认天道。因而，他在人事上愈是受到颠沛、窘境，他对天道的信仰就愈忠诚。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又说：视死如归，表白的是一种全新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是对有限生命与人生苦痛的一次超越，认为人可为完成天道与德行的使命而死。孔子认为，天地无穷，而人的生命与能实现的职责有限，正人只要时时尽其职责，人生也就时时在完成中，所以就不怕逝世。而君子的人生，永远也不会完成，所以他时时怕死。      孟子对天道与生命的认知，向前走了一步，使中国文化走上了奇特的“内在超出”之路，构成了“天人合一”的传统世界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认为“人心”是“天”给的，“尽心”就是充足施展与裁减心坎固有的善心（如恻隐、羞恶、辞让、长短之心），尽心便能认知人的本性，而人的天性则体现了“天道”。孟子由此把一个外在超越的“天道”收归于人心了，自此人性中含有神性，神性也隐含人道，“知天”便需向内去穷尽本人的善心。孟子说：不论短命仍是长命，都不能见异思迁，只有修身以待天道，就是安身立命的好方式。      从周公到孔孟，天道与人的性命就这样合而为一了。儒家虽不是宗教，却抚慰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使多难多灾的中国渡过了一个个危难的时刻。钱穆认为：“孔子虽不自居为教主，而实独得世界人类宗教信奉中这最深的领悟。”一个国度要有哲学基础，一个人更要有自己的哲学信奉，这样能力真正安顿他在苦痛中的灵魂。当此大众受难之时，儒家的天道观更应成为包庇中国人心灵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