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批评家向卫国教授论文：死亡乎？新生乎？

向卫国：死亡乎？新生乎？——也谈“文学”之死 一 我们时代的“文学”，死亡的症候如此强烈；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系列事件——网民“恶搞”一位女诗人，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宣布要取消诗歌的存在，诗人苏菲舒在朗诵会上表演脱衣行为被捕，著名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让这种死亡的气息愈来愈浓！终于有人站起来宣告，“文学死了！”作出这个宣告的是一位挚爱文学的诗人叶匡政。读着叶匡政的这篇文章，坦率地说，笔者无法判断出他的语气是沉痛还是悲哀，是挽歌还是终于卸下包袱、松了一口气似的轻松。作者刻意选择了一种强烈的但是客观的冷漠语气，来回应一个时代对文学的冷漠：“文学死了”，一切对文学的攻击还有什么意义呢？“文学”死了，作者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陌生——尼采的“上帝之死”就已经给今天的“文学”之死埋下了伏笔，后面又经过福柯的“人之死”，直到德里达等对“文学性”进行了严格的解构——但依然令人震惊！震惊，因为是事实！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要注意，我在重复叶氏命题的时候，为“文学”二字加上了引号；引号的意思是，作为概念或观念的“文学”死了，但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文学并没有死，非但没死，它正在走向新生。我认为，叶氏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论据几乎都是正确的，结论却不正确，他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作为诗人的叶匡政极其敏感，他基于现实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论据，这些论据都是事实论据，笔者认为它们基本反映出了现实的真相，因而“论据正确”。但是，“文学死了”的结论却错误，错误在于他没有把作为观念的“文学”和作为事实的文学本体分开。全部事实论据都证明文学的本体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从内容到存在的形态，但“变化”不等于“死亡”，而是文学生命正在作剧烈的运动，是生命活力的表现；但文学的强烈变化却使某种观念的“文学”死了，即是说过去的“文学”观念已无法指称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文学事实。正如叶氏在文章的最后所言，存在了9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是死了，无论是作为曾经的历史事实，还是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这个概念都死了；但文学本身没有死——作为事实，它依然存在，还将存在；作为观念，它也还将存在，但必须重新定义或重新命名，即使不再使用“文学”二字，也不等于本体的死亡。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即将登台的新词有一个前身，叫作“文学”，它是从“文学”这个词脱胎而来的，因而它不可能完全丧失旧有的“文学性”，它只能带着这个胎记出生并成长，这是宿命。 二 已经被宣布死亡了的这个“文学”无论作为一个词，还是作为一种文体或独特的文本都只是一种现代现象，是历史的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它随着这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而走向消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古代都没有“文学”（literature）一语。英国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对“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来源作了长达七页（指汉译本）的考证：“Literature从14世纪起出现在英文里，其意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litérature、拉丁文litteratura，词义大致相同。”literature一词的“词义的普遍改变从18世纪开始”，先后有过“广泛阅读”、“写作的工作与行业”、“书本和著作”等词义，最后才产生出“一种区别，将literature与其它的作品——哲学、散文、历史等等——区隔开来”，而“文学”（literature）仍然经常只是被解释为“‘写得很好’、具有想象力或创意之类的书”，并且“一直持续不断遭受到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书写’与‘传播’试图恢复那些被狭义的literature所排除的普遍通用之意涵”。[1]可见在西方，作为文学事实的诗、戏剧等虽然自古存在，但作为观念的“文学”（literature）却是一个现代现象。中国的情况更加明显，古代典籍中，极少出现“文学”一词。《论语》大约是最早用此一词的，但它作为孔门“四科”之一，指的是广义的学术。相反，当人们言及相当于今日之“文学”的对象时，一般都直接说“诗”或“文”。作为后来的“文学”一词的一个构成要素的“文”在古代所指范围极广，根本不能与今日之“文学”相提并论；另一词素“学”则主要是一个动词，指学习，作名词时则指“学问”。直到近代，章太炎先生还这样讲：“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总略》）这里的“文学”仍然包含了各种文化学术现象在内。较早从现代意义来谈论“文学”的大约是王国维和鲁迅等人，再早恐怕也早不到哪里去。王国维《文学小言》（1906）云：“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二人所言“文学”显然已类于今日之“文学”，但鲁迅同时还在使用“文章”一词指代“文学”。由此可知，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是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几乎同步的，其主要的内涵是在长期的文学实践和斗争中逐渐被凝固在“审美”特性上的，即鲁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言之“美术”。这与中国传统的“言志”之说相差甚大，加之现代中国特殊的现实命运，“审美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观念。从此以后的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文学”就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存在了。对文学这么复杂的现象，中国人的观念却高度统一，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它反映了国家意志对文学的强力渗透和左右。相反，即使在当代，西方人似乎也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狭隘地理解文学，他们一直是多种文学观念并存的，他们对“作家”和“文学”的定义都远远宽泛于中国。比如最为著名的新批评派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经典著作《文学理论》（1942）有专门讨论“文学的本质”的一章，但他们在讨论了种种关于文学的定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之后，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却是不了了之：传统的“每一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没有单独一个术语本身就能令人满意。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2]文学，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观念，在西方似乎都是比较自然地演进的，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内在的精神一脉相承，所以当后现代许多解构性文本出现之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中国人似的大惊小怪。比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1874-1963）的《便条》一诗，就只是对一张生活中的“便条”进行分行处理：“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北大的吴晓东老师在《理解现代派诗歌的几个形式要素》中分析过它为什么是诗，网上搜索得到。中国的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审美定义，一如既往地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的简单和粗暴。今天，通过几十年的文学实践，“文学”的审美论（当代“审美论”统摄了较为传统的“形象论”和“抒情论”）的缺点已日益明显，这个现代性的“文学”观念正面临着生死关口。在我看来，叶氏“文学死了”的命题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转折的表征。可是，绝大多数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由于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走向“审美论”还不太久（甚至对这个命题都还未来得及进行充分的论证），所以，当“审美论”的神话已经被当下网络时代的文学实践完全撕碎之时，理论家们还在做梦，迟钝的嗅觉尚未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这一危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已经威胁到理论者生存的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个危机已经不是利用其传统的话语权可以化解的了——互联网时代，体制已无力分配话语权力的份额。理论界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终将失去其以往的话语权力份额，只能靠政府津帖来养活自身。但你如果没有能力替政府进行有效的话语控制，政府还愿意养你多久呢？我的结论是，“文学”的死亡危机，只是文学理论或观念的危机，它只是一个时代（现代）结束之时，在文学上的投影，并不是文学本体的危机。旧的“文学”观念或理论死了，文学并没有死，不仅没有死，而且正在获得新生，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从烈火中新生。 三 从表面的现象看，文学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它同时沐浴着时代最暴力的烈火和最冷漠的寒冰，同时遭遇着最残酷的背叛和最世俗的利用，同时经受着本体精神和外在媒介的双重裂变……但它不会死，它在痛苦地集聚着全新的力量，它正在涅磐！我这样说，与叶匡政一样，也是基于对文学的现状的考察、分析和重新认知。叶氏文章中提及的文学体制（等级）的破碎、文学媒介的更新、文学边界的消失、直至文学存在的变异（由纸质文本变而为电子文本及由此产生的性质变异）等，都是客观事实。但这种事实不能推导出文学的死亡。事实上，就其内在的生命力而言，文学正处于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另一个是学术分化之前的时期，如中国的先秦）。因为：第一，参与文学写作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而且什么身份者都有。现在写作的人数比过去阅读的人数还要多。读者并没有减少，只是阅读的方式变了，由纸上阅读变成了网上阅读；同时读者兼为写作者，获得了双重身份，我们经常只看到了其一种身份，却没有看到另一种身份。另外，很显然，写作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较之以往，功利性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了，以电子信号的形式传播的产品得到经济利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人们的写作（比如博克写作）更倾向于对自我的自然表达，不需考虑外在的结果。第二，文学的一切清规戒律几乎都打破了，文体、结构、语言、修辞等的既定条约的失效，会给文学创作带来暂时的混乱，但总体上是文学的解放而不是相反。至于它会不会走向新的规范，这是有可能的，历史自有它的循环规律。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考察现今出现的各种文学文本，我们不能不惊讶于它的强劲的吸收力，它几乎把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直至自然科学等所有文体吸收到自身中来，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中产生出了无数种变体。也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明白，许多古老的经典为什么难以归类，比如《论语》、《老子》、《庄子》？因为它们既是哲学、又是文学，它们不需要归类。而文学正在向这个方向再次回归。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状况正相似于古代（如先秦）。各种学科之间的边界的消失，仿佛回到了原始的感性时代，人的身体正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巨大的感官（但同时理性并没有消失，即所谓螺旋上升），和世界进行最亲密的交流。毫无疑问，秦以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思想这么活跃的时代，将来从中会产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要稍作观察，就知道是文学吸收了哲学、文学吸收了心理学、文学吸收了科学等等，而不是相反，这足以证明，文学才是一切文本的母体，历史让它再一次显示出这种母体性。因此，无论从这个母体中熔炼出来的是何种变体，它都一定会较为明显地带着文学的胎记。那么，从这种文体的大综合中产生出来的新的文本，我们何以命名？叶氏提出“互动文本”，这显然有待于检验。 第四，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字与图像和声音再次联姻，尤如古代的诗、乐、舞三位一体。我们何以命名之？“互动文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独的文字文本是否还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个人认为，文字传达意义的功能远大于图像和声音，后二者无法取代它（这个问题，德里达的《文字学》似有回答），因此独立的文字文本还将是主要的思想和意义载体。这也就在文体的边界消失之后，仍然给未来的文学（姑且这么称呼它）留下了边界，起码它还是语言的独立产物。于是，传统意义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散文）仍将存在，甚至更古老的汉语诗、词仍将存在。叶匡政说，“文学就像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就像我们今天的邮票，它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判断可能是比较轻率的；事实是，许多中国人仍将诗歌感性地理解为唐诗宋词，根本不知现代诗歌为何物。如果有人写出相当于唐诗宋词水平的律诗或词作，仍会有它的市场。文学的演变，不是进化论，唐诗宋词代表的“文学”观念并不落后于现代的“文学”观念，也不会落后于将来的“文学”观念。有人愿意持有旧的，而不是新的观念，不仅应该得到允许，而且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以及在文学的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至于它最终会不会被所有人抛弃？这一天何时到来？谁也不能预言。总之，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产生之后，旧的观念还会存在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永远存在，比如古代的“诗言志”就还是很多人推崇的观念（笔者本人正是其中之一，目前文学面临的观念革命，在笔者看来正是有从审美论向“诗言志”回归的意味，虽然是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回归）。新的观念只能寻求跟所有这些旧的观念的妥协，而不能完全地取而代之。当然，教科书上的理论家们怎么说又另当别论，他们不过只是自己的理论的推销员，尽管借助了学术和教育的体制力量，其有效性还是经常越不出这个推销员群体的圈子之外。这就是我对“文学死了”的理解。 2006年11月2-3日 注：[1]（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关键词》（Keywords），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页268-274。[2]（美）韦勒克、沃伦（RenéWellek&AustinWarren），《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页16。 附记：关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转型或革命，笔者近几年思考较多：2005年，我在“广东省高校文学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的题目是《首先要对文学重新定义》。根据个人的思考，认为现代“文学”定义中的“审美性”、“形象性”、“抒情性”三者都应该重新认识，不可绝对化；绝对“审美论”的狭隘的文学观正是制约文学发展，使之日益萎缩的主要原因。另外，文学与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清理，过去的理论模式，将其中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文学被理解为“上层建筑”，表面上是拔高了文学的地位，实际上是对它进行了限制，并将文学中最活跃的部分——没有资格成为上层建筑的民间文学（非体制文学）——的存在合法性暗中取消了。所以本人写了《“现实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再认识》一文。向卫国博客：